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七，岳飞两周岁的第三天，丑时正三刻，现代时夜间凌晨三点五十七分。
岳飞一边听着沉博毅讲述灵州惨败，一边自己天马行空总结那场战争的得失。
不过，他很失望地发现，该战处处都是失误，得当支持凤毛麟角。
可叹作梦都想大有作为的宋真宗、整天都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不管别人怎么说，岳飞认定这两个人必须对灵州大败负责。
究其原因，灵州大战没有这两个支持和策动，根本就打不起来。
既然大举出兵，主谋者就应该预备完全之策，起码保证不败。
岳飞认定灵州惨败的罪魁之时，沉博毅也正在对该战评头品足，试图找到失败的原因。
尽管和岳飞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岳飞认为那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他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沉博毅说：“我告诉你小飞，根据我琢磨灵州大战失败二十年总结的结果，我给你说说那次致败的原因，供你今后有需要的时候参考，听陈叔叔说你是有雄心壮志搞事情的。
“话说当时的宋神宗选择在元丰四年发动战争，是有原因的，其实，早在神宗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十年之前，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啰兀城之战，而坐镇前线指挥的，是当朝宰相韩绛，而担当主攻的，是名将种谔，但是，因为受后勤供应掉链子影响太大，导致后方庆州兵变，结果，功亏一篑，白白浪费了大量军力和财力，啥都没干成。
“灵州大战，实际上神宗原本就有的打算之继续，他就是一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主儿。
“这次规模更大，显然是吸取了啰兀城之战的教训，为了获得胜利，宋神宗不惜背水一战，让他如此决定和操作的其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方面，宋神宗先后采纳王韶的建议，多年多方经略熙、河横跨辽阔大地与西夏接壤的一线，在那些地方无论是民生还是边防都有了很大改进。
与此同时，宋神宗还在另一方面，任用种谔，经略横山之地，也将那些荒野原貌改变成了水草丰茂适合民居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农田和草原。
“如此一来，就从西夏的周边外境，完成了对西夏的两面夹击之势，至少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西夏的包围，似乎只要宋朝愿意，随时都可以从地面抹平西夏这个累世宿敌。
“还有一个原因在敌人内部，那个时候西夏内部发生政变，西夏梁太后一方囚禁其子惠宗李秉常，导致西夏皇室与外戚梁氏之间的矛盾加剧，西夏内部政局不稳，自然为大宋的进攻提供了契机，因为李秉常曾受封于大宋，大宋朝廷兴师问罪，讨伐梁太后，为封臣出头，便师出有名。
“如此一来，大宋内部有强烈消灭西夏的愿望，外部有西夏自己人的内讧，加上多年处心积虑的准备，军力和财力都已经丰足，至少大宋君臣觉得丰足，就悍然出兵五路吗，大举进军西夏。
“第一路是环庆路的兵马，统帅是高遵裕。
“第二路是陉原路的兵马，统帅是姚麟，副手是刘昌祚。
“这两路的总统帅神宗钦令高遵裕担任，故此这两路的胜败都是高遵裕负责。
“第三路由宦官王中正率领的麟州路兵马。
“地四路是宦官李宪率领的熙河/秦风路兵马、
“既然这两路都是宦官带队，自然是神宗独断专行的结果，否则别人谁能调动这些内官。
“第五路是名将种谔率领的鄜延路兵马。这支兵马后来有被指定受王中正节制。
“从这五支兵马的组成、行军路线、各部统领来看，这里就出现一个致命的缺陷，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而且意识到其中的极大不妥。
“这个缺陷后来证明是致命的一个因素，导致大军根本就起不到大军的作用，反而成了累赘。
“这个致命缺陷，就是整个大军竟然没有一个掌管全局的统帅！
“五支兵马的统帅各自为政，说是到灵州会师，然后一起攻城，没有这样统一指挥的统帅，连最基本的集合到一起都做不到，更别说协同作战了。
“既然是神宗有意不设统帅，那么主要的命令就只能从皇帝而来来了，从五路大军的三路是宦官指挥，也可以看出神宗就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线统帅有三个人，就是高遵裕、王中正、李宪，其中后二人是宦官，出自内廷，是皇帝的宠臣近侍，因为得到皇帝信任，受到重用。
“而事情就是这样奇妙，五路大军相约会师灵州城下，只有不是宦官的高遵裕节制的两路兵马如期而至，而两个宦官节制的三路兵马全都误了军机。
“我并不是小看那些内臣，也不是歧视，他们不歧视我就不错了，可是这种贻误军机，不管王中正和李宪二人是因为惧地而畏葸不前，还是没有能力以至于不能督军按照命令行事，可以不去深究，他们两个正是导致会师失败的当事人，是完全能够和那个神宗一起承担失败责任的。
“如此一来，神宗空有五路大军，却形不成凝聚的力量，只是一盘散沙，这种状态，即使有五百路大军，又有什么用？群羊送给狼吃而已。
“而没有统一的统帅，我斗胆估计这是神宗的有意为之，即使他不是领兵大将，想必这点常识他还是有的，所以他不拍统军大帅，就是从他的父辈皇帝那里继承而来的传统，限制军人掌握军权，以至于宁愿自毁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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