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了国内一颗大毒瘤，陈绍的心情算起来高兴居多。最少有一件事可以尘埃落地，多少会让出是感觉轻松一点。
不过，在第二天，当他自己的秘密电台收到了一封最高加密电报后，心情说好并不好，说坏也不坏。因为这件事已经在陈绍的预料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被杀的人数,被摧毁的房屋超过以往和以后的战争。它给数以千万计的平民、妇女、孩子和老人带来恐惧和死亡,更有数以千万计的战士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时战死。
正是有了制空权才有如此大的破坏性。制空权得益于飞机在技术上的进步。反之,这也是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越过西线的堑壕而逃避屠杀的渴望带来的结果。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制空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更多的死亡,这是人们以往未曾经历过的。
HG韦尔斯预言类似事情将会发生。在《空中的战争》(1908)一书中,他写了他在噩梦中见到的景象,空军的威力将来既是西方文明的成果，也导致开放文明的崩溃。他描绘了这样一番景象,空战“会有瞬间无与伦比的破坏性和完全的不确定性。”韦尔斯只说对了一半。
空战虽然有无与伦比的破坏性,但是也有完全的确定性。它距离摧毁文明还非常遥远,它的最大胜利是,战争拯救了民主。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参加战争,但是他们对这一结果的贡献谁也超不过空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飞机的发明者之一奥维尔.莱特表达了他的观点,“飞机使战争变得如此可怕,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对再次发动战争慎之又慎。”他也错了。
令人难以想像的是,飞机促使战争爆发。来复枪、机关枪还有大炮在一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飞机决定性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四年在堑壕里的僵持状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决定性的,难以改变。
如果没有制空权的优势,不足以打破这种局面。参战国家竭力通过飞机投掷炸弹来赢得战争。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德国人在巴黎上空扔了几颗炸弹,然而在冲突开始的一个月后,英国人攻击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的机库。1915年,一艘齐柏林飞艇轰炸了英格兰。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也互相轰炸对方的城市。法国人从空中袭击了德国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到战争结束,炸弹打击了除罗马之外的每一个交战国家的首都。
在当时的战争进程中,这种破坏还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也不能打破恐怖的僵局。正如意大利战士、预言制空权的战略家吉利奥.多哈特提出,即使地面上一次罕见攻击成功也使胜利者精疲力竭,往往是“赢得大多数军事胜利的一方也是失败的一方。”
因此,这就显示出空战的魅力。多哈特是首倡者。在他那部被广为翻译的《空中俯瞰》(1921)的著作中,他发现重型轰炸机是越过堑壕的一个途径,可以在令人心悸的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他认为,一支庞大的轰炸机队,数日之内,就可以把敌方的城市化为废墟,促使老百姓立刻要求和平。英国的BH林德尔—哈特和多哈特一样,也是一战时的老兵,后成为军事批评家和历史学家。
在他的《巴黎,战争的未来》(1925)一书中解释道,“飞机可以使我们越过守卫着敌方的政府、工业设施和人民的军队,直接迅速地击中反抗的意志和政策。”
美国的威廉.比利.米切尔将军尽量将这一话题通俗化,他曾因为企图让陆军航空团变成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上过军事法庭,他的呼吁无疑在意义上是深广的。
正像迈克尔.谢利在他的杰作《美国空军的崛起》中写的,“不像现代武器库中的其他兵器,空战满足了一些人的对鲜血和惩罚的渴望,因为他们饱受战争伤害,也失去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陈绍决定把二十吨的燃烧弹投入到日本本土的时候，对盟军短时间内会采取的报复行动已经有足够的心里准备。
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件让人很愉快的事情，没有一定的心里素质，是无法去直面战争。
“来人，传我的命令，命令东北战区、南方战区、东海舰队、皇家太平洋舰队、京师卫戍部队、岸基防空基地、雷达部门，执行S级防空预案。”
看着王杰离去的背影，陈绍只能在心中自言自语：“希望结果不要太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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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成功，起码要具备三个要素：想象力、判断力、坚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努力行动。
中华的巨灵神和环球霸王，以及通用动力的康维尔公司的B-36和平缔造者就是其中的一例。当然波音公司的超级空中堡垒B-29也是一个例子。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喜悦的看着银色机身的巨大B-36从总装车间里拖出来，缓缓的通过厂区的道路。
即使它上百吨的重量被分配在十八只轮子上，但它还是太重太重了，地面发出轻轻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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