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霖端起茶碗，用碗盖将茶叶拨到一侧，饮下一口茶水润了润嗓子，同时也平复一下情绪，然后才开口道：“世人皆以为伏波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因其火器犀利，一炮糜烂数十里，实在是一叶障目……”
“莫非孟良有不同见解？”
“确实如此，”说着话的刘大霖像是回到了多年前澳洲人第一次出大殡的那个下午。穿上便衣便巾混入围观百姓中前去一探究竟的临高县丞吴亚回来之后向他惟妙惟肖地复述了现场的情形。
“……没有戏班的锣鼓吹打，没有道士的罗天大醮，也没有女人的痛哭哀嚎。仪仗队的士兵迈着整齐的正步，持枪列队。号声一落，由两名鼓手引路，军鼓慢敲，两匹从未见过的黑色高头大马牵引着一辆黑色的四轮炮车慢慢驶过，车上安放着一口简单的素木棺材。马蹄敲打着石板的路，和着缓慢的鼓声。一切都是前所未见的，没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体现出哀悼和悲切，气氛强烈得几乎让吴亚窒息。
“随着一声令下，七名士兵同时举枪对空击发，连发三次，清脆的枪声袅绕在山坡上，四周一片寂静，在寂静中，悲戚的号声再次吹响，24个音节缓缓奏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泪。
“棺木覆土，文德嗣元老亲自念悼词……”
讲完这一段故事的刘大霖依然感慨：“任谁也想不到，这场隆重的葬礼，竟是为一个无名小卒准备的。”
“真的只是死了个兵？”在场的同年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相同的疑问，他们从未从任何“知髡”之人那里听过这个故事，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后来我特地派人前去查验，墓碑上所刻之名为李十三。”刘大霖道。
“当初不过是千金马骨，收买人心而。”有人冷笑道，“我就不信，髡军每战死一人，就有如此的葬仪？”
“若说是一模一样，倒也不是。”刘大霖坦然道，“但是军人入葬，必有全套仪式，四季有军人和学生洒扫献花，年年如此，季季亦然，试问本朝武人，不说苍头一卒，便是官至总兵、将军，身后朝廷可有此番尊崇？”
众人默然，朝廷对武人并不看重，阵亡不过照例抚恤，身后哀荣颇为菲薄。至于每年祭扫更是只能仰赖家人朋友。
“生有养，死有葬。兵士便能打仗，这原本就是应有之义。”刘大霖道，“学生以为澳洲兵制最妙者，当属士兵委员会之缘由。”
“士兵委员会？”众人听着刘大霖口中不断冒出的新词汇，有点跟不上节奏。
刘大霖解释道：“元老院所兴之制，乃人人平等。伏波军中各级别均设有士兵委员会，委员由全体士兵推举数人组成。凡涉及士兵利益之衣食住行，都有监督查问之职，如主官有贪污损害士兵权益，虐待士兵的，士兵委员会有权向上级主官乃至军部提出上诉。一经查实军官将受严惩。”
由于明末的风气，士大夫多会研究一点兵书，无论是孙武、白起、韩信，还是卫青、霍去病、诸葛孔明，自古用兵如神者，军令如山，动辄枭首以明法令，为将者甘与士卒同劳苦已是万中无一。至于“以下犯上”更是大逆不道。所谓“以民告官，无罪即有罪”。
赵恂如忍不住抛出了疑问：“孟良所言实在匪夷所思，兵士平日里动辄上告，长官毫无威严，如此则军令难行，战时如何克敌制胜？”
何吾驺却道：“侯圣缪矣。孟良之意，排兵布阵、冲锋陷阵，士卒仍须听令于军官，倘若其违反战令，畏敌怯战，依旧军法难逃。”
刘大霖点点头，道：“两广边徼重地，军政废弛，行伍缺乏而广州特甚。然亦不独广州，天下皆然。何也？屯田本古人耕守之良法，然内外都司卫所军官，惟知肥己。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军士蔽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饮恨吞声，无可控诉。潮州屯田最号沃壤，多为卫所官隐据，又为势室占夺，督屯官索屯丁例金，又多侵渔，军士安得不枵腹以待耶？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将如走卒。李伯襄（李孙宸）登翰苑后，即转为民籍，讳言军籍。龙友兄当知我所言非虚。”
其实朱元璋分立军户的时候，并不像两晋南北朝那样视军户为贱籍，军户除了军役负担和受卫所管理之外，与民户并无不同。并无特殊的歧视性政策。明代许多官员都是军户出身，最有名的便是张居正。
但是军户制度在长期的运作之下，因为压迫重，负担大，大量逃亡隐匿，朝廷或勾取罪人入军，或强迫民户入籍，渐渐地，军户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民人不愿与之婚姻来往，说是良人，往往与贱民无异。
何吾驺闻言神情微变。李孙宸是他同乡，任南京礼部尚书之后，在原公有的军户葬地大军山，筑围墙，装潢其门曰“尚书始祖山庄”，以示与众军户有别，只是在每年清明至墓闭期间，才开放任军户各姓后人入内拜扫，正是由于军户地位低下，李氏急不可待地想抹去其出身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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