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当真算错了么？”一个生徒举着籍册跑去找到滑州文学博士。
博士硬着头皮接过来一看，他也懵圈了。
籍册没想的那么简单。
一户人家的田亩税，说起来轻巧，按肥力贫沃收就是了，可一户人家有几亩田，其中上田多少中田多少下田又有多少，种的是米还是麦还是粟还是豆，换成纳税的粟折合多少，这群学生还得挨个查表，一时半会没人能背过。
况且背过也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每亩应收的米粟折算成农家实种的谷物要换算成多少，再乘以田亩，再累加，再登记。
更不用说户税了，看起来只有钱这一项，比田亩税又是米又是粟的清爽多了，可因为数字更大，加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而这帮生徒，别说他们只是在州县学读书了，就算是考到太学去，他们也不学算术啊——
就是学经。
大经：《礼记》《春秋·左传》。
中经：《诗》《周礼》《仪礼》。
小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生徒择一经修习，初次之外还有所有人都必须学的公共必修课《孝经》《论语》，和选修课《国语》、《尔雅》、《说文》等。
一句话，就这帮人，你把算好的数给他誊抄，能给你写一本漂亮的籍册，可让他们算数，那真是难为他们了。
生徒如此，助教、文学博士也是啊。
那博士弓着小指用指尖来回剐蹭着头皮：“这……这……这……”
到头来，所有的案牍工作，生徒们只能做初步的登记，真要算起来，还得滑州户曹的账史自己来。
这是李存完全没想到的。
他本以为，书上说的么，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些栋梁储备人才，对付这些最基层的工作难道还不简单？
可到头来才知道哪有说的这么容易。
亲自督战的李存脸上臊得慌，但这也让他发现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巨大弊端——
生徒所学，严重脱离实际。
真正治世，不是你站在台上讲讲大道理就能怎样的。就看似简单的一个收税，涉及到了律法、算数。
这还是轻的，世人都知道刘宴是贤相，是治世能臣，刘晏实施了改革榷盐法、改革常平法、改革漕运，尤其是最后一项漕运改革。
刘晏上任之初，漕运费用奇高，光是江南的米运到集散地扬州的运费，一斗米就得用掉十九钱不说，从扬州到河阴这段甚至一斗米高达一百二十文，进了黄河还动不动翻船彻底完蛋血本无归，搞得京城米价飞涨，斗米千钱，成片成片的饿死人。
刘晏考察了水道，总结出长江、淮河、汴河、黄河水文不同，不应该用同样的船只运输，而应该根据水力，分不同河段专设特殊的大型运输船。光是启用“歇艎支江船”，就使扬州到河阴这段一斗米的运费从一百二十文骤降到三十文，而且“无升斗溺者”。随即而来的，就是运的粮食越来越多，太仓都快放不下了，于是每年征粮减少十万石以优农。
每户农民就算少交一斗米，难道不比去跟他们讲一百天的大道理更实际么？
可这期间涉及到的工程学、水文学、算学，试问天下生徒，哪个敢应声？
就算没刘晏这么天才地改革运输船，他们里面有人能想到比如为了避开三门峡天险，在这段凿山路改为陆运。
可问题是：
你要发多少民夫。
你要使多少钱粮。
你要雇多少牛马。
你要征多少器械。
你要从哪开路。
也别州学了，哪怕太学里最博学的博士有几人算得出来？
恐怕一个都没有。
那算不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像显庆年间凿三门山似的，发卒六千，劳民伤财还没折腾条路出来。到最后不得不顺着山崖修了栈道，发挽夫在陡峭的山崖上拉船，可怜黄河水急，经常有挽夫坠崖身亡，酷吏们还只肯报“逃亡”，以省下抚恤不说，还要追讨人家父母妻子。
所以才有“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的说法。
发凿三门栈道，史书上说得倒是轻巧：人以为苦。真把史书里这个“苦”字拆开，喂到普通人嘴里，那就是立刻要命的毒药。毕竟史书没有那么多篇幅可以让步给这些只是坠崖而亡的普通人。
说到这，回头再跟刘晏这么一比就高下立判，谁人还敢说算学、工学、水文学是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是仅仅只在国子监开徒几十人的无用之术？
李存红着脸看着府衙门外一字排开的几十张桌椅，和桌椅后面一个个急赤白脸抓耳挠腮的生徒，心里隐隐约约有个感觉——
经学经学，经学都是骗人的。
用来修身养性确实还行，可对于治世……
还是往旁边站一站吧。
李存越想越觉得，经学，就是利益集团人为制造的一种阻碍——
这些晦涩难懂的经学，势必会把普通的庶人子弟挡在门外。而把这些晦涩难懂，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释的经学，又当成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势必又会导致“人治”，为了维护他们的“人治”，则势必又要继续推崇经学。
于是人治之下，庶人愈发难以出头，官员愈发变得腐败，于是继续加强人治，直至律法崩坏，四起刀兵。
说到底，大齐的基业成于以此笼络士族，以及让百姓渴望成为士族反过头来去压榨他们的出身之处，难道不也正是毁于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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