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缚说道：“田制新税政颁发下去，虽有些议论，但还在可以控制范围之内；我想接下来大力去推动改市商税了，下面的阻力，应该会小一些……”
高宗庭说道：“主公革新市商税，将传统的榷税拆成场税与市商税两块，地方将得到很大一块的利益，至少在府县以下，不会有阻力……”
传统榷税的大宗，有盐铁茶马酒诸类，这些以往都是内库的收入来源，与户部及地方无关，故而盐铁使、茶瓷等税监使，大多是宦臣充当。
以两淮盐场为例，每年盐税收入高达两百万银，皆入内库；以浮梁茶业为例，江西浮梁府茶事最盛时，年产五百万斤新茶，茶税最高时一年能征四十万两银。
除了榷税之外，过税厘金也归入内府，由内府派宦臣到各地设税卡监收；这也是元越中期侍臣势力膨胀、郝宗成、张晏、刘直等侍臣能制衡外臣的一个关键原因。
宦臣势力过度膨胀，使得宦臣与外臣势力之间的争斗就格外的血腥，而宦臣充当税监横行地方，不受中枢监管，而皇帝不谙世务，给几个宦臣操、弄在手里，又如何有效的去掌握宦臣势力？从而导致种种弊端，最终造成庞大的榷税、市商税收入给权贵、地方势力及宦臣分享，仅有一小部分归入内府的局面。
林缚要实相权，最根本的，就是要将天下能够收归中枢、统一调拨的岁入，都集中到枢密院去。当然枢密院之下，在支度司之外，新设立税政司、矿监司、工坊司，是将财权在枢密院内部进一步分散掉。
新的市商税，林缚将大幅调低榷税征收幅度，以场税的形式并入工矿税一体征收，但允许地方官府额外从入境销售的盐茶等商品里，以二十抽一的比例，征收市商税。
王成服笑道：“仅以盐事一项，地方官府总计能额外增加一百万银元的收入。新市商税实施之后，分摊到各县，每年能多两千到一万银元不等的财力用于地方支度，府县怎么会反对？”
林缚说道：“我们要在县之下多设巡检司、设乡司管理地方事务，打破以往王法不下县的格局，不想方设法的给地方增加收入怎么行？”
要使新政能够贯彻下去，就要在县之下增设乡司，将政权的触手渗透到乡村去。
眼下新旧更替，新政容易实施，以巡检司、乡司直接掌握县域以下的地方政权，也容易；但根本上就要有钱，要有财力支撑中枢政驻向县域以下进行渗透。
眼下江宁直接控制的县，就有五百余个；要县之下设六到十个巡检司、乡司，直接增加的吏员就高达三五万人之多。再考虑到以后的机构膨胀，新帝国的官僚群体将很轻易的就突破十万人、甚至二十万人的关口。
把传统的中枢岁入都投进去，都养不活这么庞大的官僚群体；但实际上，以传统的自然经济，是能够养活这么庞大官僚群体的。
战前，在朝廷正式委命的官吏之外，地方上存在大量的乡勇、乡卒，其供养就是来自于地方；而旧制官员的私吏，其供养也只要来自官员对地方的盘剥。
林缚掌握江宁之后，设厘金局加强对进入江宁的商品厘金征收，去年就征得六十万银元；两年时间就归还了江宁府之前对淮东钱庄的战事善后借款。这还是江宁人口大幅下降近三分之一，传统的江宁士绅勋贵阶层受到战事严重摧残后的结果。要在战前，此数怕是要再增加两到三倍还有可能不止。
然而，在战前，内府在江宁设税监司，一年厘金收入不过三五万两银，相差整整两个数量等级。这不是说江宁之前的商贸活动不旺盛，而是多达数百万两银计的市商税给地方乡族、勋贵以及税监司的官员贪占过去。
市商税征收很难，除了几个直辖府外，其他府县的市商税，林缚打算全部归入地方税源，使地方以新征的市商税来供养县以下增设的乡司；同样的道理，在县以下增设诸多乡司，也是要能进一步压制地方乡族势力，将行政触手渗透下去，扩大对市商税的增收。
为此，税政司将要在诸府县之下增设市税厅，初步厘定三十余种能够征收的市商税种，以扩大地方财政税源。
而所行的新田税，基本田税收归中枢，而阶差田税，即户均四十亩田之外额外增收的部分，林缚将其全部划地方财政税源。
林缚实际上就是要使中枢委派下去的地方官员，成为对抗地方乡族势力、抑制土地兼并的主力，而不是要他们跟地方势力勾结起来；再往下推，就是异地任官制的贯彻。
这种种分税之法，林缚都是依据后世的经验而设定，也是趁新旧更替之际，强行推广下去。新税法实行下去，中枢岁入想要继续扩大，就只能在工矿等业及对外的商贸动脑筋了，林缚也是要以证保证中枢对实行新政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林缚也是想等新政制有了一个大体的框架、叫大家都新政形成初步的共识之后，再另立新朝，甚至缓下北伐的步伐，就是希望在有外部威胁的情况，减少内部对新政的阻力。
坐马车走陆路，不比坐船舒坦，但能时时停下来关注地方农政，既然如此，也是很快离开庐州府，进入寿州境内。
林缚也早就接到传报，刘妙贞与宋佳已经先赶到寿州来见他。
林缚原计划是在三月之前就去徐州的，没想到要将新政理出一个头绪来，竟然又拖了两个月，看到刘妙贞、宋佳到寿州南境来接自己，也是心怀愧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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