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马光与王安石，有人倒，有人挺，公平地说，用心皆是很良苦，但皆办错了事，严重一点，他们是宋朝走向衰退的罪人，远胜于治平时的韩琦与欧阳修。
但郑朗还是很感谢这个学生。
王安石变法让他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一面，例仓法、农田水利法，坑矿的二八分制，不过郑朗将它变成三七分制，朝廷受益更大。免役法与保甲法也是从史上的免役法与保甲法进行改良过来的。
第一次改革，改的是体制，与王安石变法无关，新商税法更无关，但裁减官吏，却也是借鉴了王安石与宋孝宗的一些措施。
第二次改革，改的是军制，团制度与选拨制同样与王安石无关，裁兵多少也借鉴了一些。
下面第三次改革大多数与王安石还是无关，还是监鉴了坊场河渡钱制。
王安石看完，又重新看均输法与市易法。
自均输法出现后，变法就开始遭到大家反对，但王安石遭到反对的非是均输法，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市易法，第三是免役法，第四是保甲法。因为发运司供给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病，发运司权限不大，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京师诸库存储以及各项物质的需求，又无掌握诸路上供物品的权力，导致供求脱节，形成严重的浪费。
均输法就是针对这一时弊而去的，加强发运司的权限，让发运司总揽东南六路（两荆、两江、淮南与两浙）财赋，兼管茶盐酒矾税收，将权利集中，管理集中，又能周知六路物资生产与京师需求的情况，机动地向民间购买一些物资，一可以满足京师供给需要，二可以为朝廷谋财。
主要是粮食，以及一些百姓的生活日用品，并不是所有商品，因此朝廷从内库拨出的资本乃是五百万缗钱与三百万石米。
侵害了一些商人利益，但不严重。
而且它并非创举，乃是祖宗之法的籴买制与折变制的沿用与扩大化。
故初执行时反对声音很多，可执行后反对声音越来越小。
在仁宗朝不行的，危机没那么重，更没有取得支持的空间，此时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郑朗担心的是后面一法，市易法！
其实也执行了，乃是在渭州执行的，当时郑重地与赵祯一再申明，只能在渭州特殊的情况下执行，就是渭州也不能长久执行，不然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何谓市易法，史上执行时有很多措施，实际简单一点说，就是国家开办的一个超级大买办公司，史上资本有多少，前后投入达到一千两百多万缗钱，唐朝的半年国家总收入，契丹的两年多国家总收入，西夏还不知多少年国家总收入，做为资本，涉及到各个商品领域，国家一插手就是垄断的，后世也许地球人都知道一但垄断，意味着就是暴利，但是否赚了钱？
赚了，十五年利息九百万，失陷七八百十万缗，实得一百二十万缗，一年不足十万贯，那么大规模，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权贵，动用了多少官吏，一年所得还不如一家樊楼所得！
王安石将奏折传递下去，问：“郑公，难道它不对吗？”
郑朗道：“不急，我先说条例司。祖宗法制，政军财分治，以免产生权相，但因此分治，有诸多不便，以至富弼曾一度在庆历战争时要求两府联手。若有明君，宰相又能力，例如仁宗，宰相又是吕夷简与庞籍，相权集中，政令会更加通畅。但若是唐明皇晚年，李林甫之流呢？”
这个很关健。
王安石就曾在韩琦基础上，进一步将相权集中，改革容易了，司马光上台，相权集中，废法也容易了，然后一批批来，再改再废再改，直到蔡京，一切结束，一起逃到西湖边直把杭州作汴州。
赵顼眼中也闪过一丝警觉。
他与高滔滔对郑朗最欣赏的地方，不仅是理财本领，还有不贪权，主动分权。皇权可以让出一部分，但相权也必须让，否则皇室地位就会很危险。
郑朗又说道：“我朝制度与唐朝不一样，立国时久，已自成系统。介甫，你用心是好的，让两府兼管着财权，以利于第一时间调动。但因为这一撬动，会带动一系列制度的倒塌。先说两府，你提议让东西两府参与，西府仅有军事权，与民权无关，与财权无关。西府插足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早迟这个财权必集于东府。东府就这么几个相公，不可能让宰执一一参与，按照制度只能归于司农寺，司农寺与三司峙立，结果无用置疑，因为身后是东府，三司迟早被架空，失去存在意义。既然没有作用了，国家不可能留下一个雍肿的庞大机构存在，早晚裁去。一旦三司裁去，东府又有诸多不便，朝廷只能恢复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重新恢复户部职权。”
曾公亮等人额首，这不是假若，细细推理，是谓必然。
“唐朝户部职能没有问题，在我朝就会出现许多弊病，如自国初就存在的内库机制，还有朝廷的一系列钱物系统，御前钱物，诸局所钱物，取索支用，各不相照，原先三司的存在是形成一些掣肘与浪费，冗慢政事处理能力，可因为有三司这个独立机构的存在，能兼顾四方。放在户部，我朝已权空的户部能行吗？户部不能制，利权一分，用财必无节制。难道再来一个制度重组，彻底地恢复到唐朝时那种机制，包括内藏库也撤消了？陛下，你让不让内藏库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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