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主要讲裁兵，不是专门针对韩琦的。
但讲到裁兵与冗兵，就必会牵涉到韩琦。
郑朗喜欢用数据说话，这个风气也传染了大多数官员，如今朝堂言事越来越“数据化”。
文彦博这份奏折十分数据化。
先讲禁兵，太祖时先是十五万，然后膨胀到十九万，太宗时是三十五万，拿下整个宋朝天下，也就是从十五万到三十五万这些禁兵夺了整个天下。当然，现在若是将禁军缩成三十几万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面对契丹的压力，军队膨胀到六十万，但那是包括厢军才有的数字。到宋真宗时，禁军膨胀到四十三万，澶渊之战不管谁胜谁败，但用的就是这点禁军。澶渊之盟开始，许多人算账，认为一年只给几十万给契丹，十分值得，澶渊之战前前后后用掉军费达到七千万。但没有算另外一件事，自澶渊之盟后，因为畏惧契丹，不得不于河北河东驻扎几十万军队，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帛？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冷兵器时代，中国的威胁主要还是来自北方。若宋朝决策正确，没有郑朗，西夏也有七成机会拿下。拿下西夏，更西方的回鹘威胁不大。驻军会很少。史上宋朝在童贯指挥下，夺下整个青海，甚至将疆域一度延伸到回鹘，所驻北力一直很少。但就是占下幽云十六州，北方威胁还是不能平息，一波接着一波。比如郑朗若是率领宋军击败契丹，夺下幽云十六州，女真人与蒙古人又兴起了。
想解决北方危机，只有一个办法，发展热武器，否则那一片土地上永远在源源不断地诞生着人类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种。
不过文彦博也未必知道。
之所以这样说，主要还是针对裁兵而去。
国家花钱买安，为什么没有买到安，军费仍然在膨胀？
说士大夫用钱用得多，有没有军费多？
但很多方面他也未想清楚，因此立即说到仁宗时代，一度使禁军膨胀到八十多万。这可是一个十分吓人的数字，养一个禁军就是和平年代，平均起来得七十多缗钱。若是战争年代，各种消耗根本无法计算，摊到每一个禁军身上，能达到一百缗钱。还有许多厢军，乡兵，土兵，弓箭手与壮丁，现在又出来一个保丁。
战争过后，裁了十几年，终于裁成六十五万人。
仁宗末年稍稍膨胀，如今又变成七十四万人。英宗想裁兵，仍韩琦却不听。
这个禁军数量还有许多内幕的，史上不断裁兵，到了赵曙手中接近七十万人。赵曙将濮仪之争定落下来后，又裁了一部分，一度达到六十五万。正是因为这一条，史书将他评价成中成之君。与司马光写通志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苏东坡的诗词歌赋，是人类文化史上宝贵财产，但与当时的民生并没有多大直接关系。
然而因为郑朗，赵曙登其时间晚了半年，随后一直在吵，根本就未平息过，因此赵曙变成眼下宋朝史上最昏暗的君王。当然，也没有心情去裁兵。不裁，禁军就会习惯性的膨胀。来源有三，第一年老的禁兵到了六十后没有人劝退，继续在混日子，第二禁军选拨得松，军纪也变得松弛，一些禁军塞了一些贫困子弟亲属进去，这个也没有关系，主要这些子弟皆不合格，有的羸弱，有的有这样那样的身体缺陷。另一边郑朗发起的三年大比制度在继续，又在不停的充塞新兵源进去。第三就是吃空饷，若不整治，就是从治平年间开始的，随后党争，到宋徽宗政治完全败坏，吃空饷现象越来越严重。一度使得金人南侵时，京城二十几万禁军吃空饷吃成三万人。宋朝不管六十万或八十万禁军，大量禁军并不在京城，多是轮流到边境。吃空饷严重的兵营自然没有多少将领带走，悲剧发生了。京城有军队，不少，迎战吧。结果非是，仅是三万人，一战即败。现在已经严重了。
原因文彦博并未找到，与韩琦也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至少在禁军这一块上韩琦也不想增加。
增加的不是禁军，而是下面军种。
因为有其他用费更省的军种代替，韩琦想裁，但被郑朗害苦了。郑朗做法一直很人道的，包括裁兵，以前裁掉的那些兵士，为了妥善安排他们，一度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只不过在庆历末与皇祐裁的数量稍大一点。每一个禁军退伍费用皆是不菲。但这个就给韩琦带来难题，退没有钱帛安排，安排不起，不如不退。
其实说来说去，一个濮仪将韩琦后腿拖住了。
两个历史拿出来对比，就能分析出真正原因所在。关健谁能知道这两个历史，知道的仅是现在发生的历史，因此文彦博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先帝言裁，琦不准。
先皇还是好的，可惜哪，奸臣当道，因此国家苦逼了。
这是韩琦第一条罪状，不咸不淡。接下来就是韩琦真正的罪状。
厢兵！
太祖时只有十五万人，后来也是十八万人。太宗时发展到三十八万人。真宗时达到四十八万人。仁宗于庆历战争时，一度变成五十多万人。仅此两项就使得仁宗时兵力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人，若包括蕃兵在内，几乎有一百四十万人。于是庆历初打了三四年战争后，国家财政恶化，那时候皆没有想到欠负可用，于是拼命地剥削百姓，烽烟四起，到处起义。后来郑朗一直在裁，一度裁到不足三十五万人。然而因为西夏再度起兵，韩琦既不战，仅是防御，却不断地增加河北与陕西驻军，禁军不敢增加，于是增加厢兵，达到五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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