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养一名官员不容易的，平均起来一年得用两千缗钱，这中间还不包括各种赏赐与职田等额外收入。增加了一万名官员，一千多万缗钱没有了。
厚厚的报表，每一张都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头痛。
不仅正式的差官，还有许多职官，张方平写那份奏折时，说国家三员阙一，也就是一名差职，三个实职官眼巴巴地在看着。那时写得有些夸张，如今真正三员阙一，甚至远远不止。
不但官员，下面还有许多小吏，因为免役法，这些吏也转化为国家公务员。彼时是好的，可因免役法破坏，此时却成了严重的弊病之一。仅是一个官员，几千万缗就多用了下去。
“韩公误先帝啊，”赵顼站起来踱来踱去。
他是一个讲良心的人，韩琦若不是做得太过份，有两朝顾命之功，为何在史上却没有起用？
这个摊子实在太烂。
司马光则担心地说：“郑公，此项弊端革除时在万分小心。庆历新政天下汹汹，庞公天下怨怼……”
“庆历时非是裁减冗员，多是排除异己，由是天下汹汹。庞公天下怨怼，乃是一人而行，非是所有士大夫配合之。”郑朗立即反驳道。他想了一想，又说道：“其实也非是没有前例可借鉴，咸平四年之举，便能借鉴。”
记得前世有人将各朝各代昏君排名，居然将宋真宗排在四大昏君行列。开始郑朗不懂，真相信了，为什么不用好寇准呢，为什么澶渊之盟呢，为什么亲近神仙呢。是昏君。
这时，不会这样想的。宋朝最安宁，危机最少的辰光不是在仁宗之时，就连自己的皇祐之治都不行，而是咸平之治。在李沆与吕蒙正等贤相的打理下，终于使北宋进入繁荣时代。
其中有一项举动，大臣陈彭年上书建议五条经世之要道，其中有一条就是省冗员，宋真宗采纳，于咸平四年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一次性使全国减裁冗官冗吏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第二年五月仍嫌不足，进一步减河北冗官。最妙的是此次冗员虽引起骚动，但不大。
都认为宋真宗是平庸之君，一起疏忽，赵顼大喊道：“将真宗实录拿来。”
太监下去拿宋真宗实录。
忽然一个少妇从屏风后转了出来，徐徐施礼道：“郑公，谢过。”
司马光想逃，无他，乃是高滔滔也。
在宋朝凡事得有一个故事，也就是有一个前例，那么便可以当成法理。庆历新政那种排除异式的裁官肯定不行的，官员也不服。庞籍悲壮的力挽狂澜式裁官也不行。
若是能做到咸平四年的裁官程度，国家费用会下降很多。特别是当年吏仅是差遣，用度少，如今变成雇佣。裁下去变成纳税人，一进一出，就是一名小吏也能节给好几十缗钱。
郑朗想到让人不注意的宋真宗朝代，最少证明有心了。高滔滔也不想儿子继承一个烂透了的国家。听得激动，居然从屏风后转出。赵顼看司马光要逃，又将老妈推了回去。
郑朗倒不是很反对，如今赵顼太嫩，想一想，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主持这个国家，何其的艰难。高滔滔在幕后，未必没有好处。
这一天，又语到天黑，郑朗与司马光才离开内殿。
第二天，赵顼兴冲冲地将所有重臣召入垂拱殿议事。他亲自主持的。
冗官最头痛，但这次郑朗回来，首先碰的就是冗官与冗政。机会难得，一旦黑窟窿越来越小，再想解决冗官那是万万不可了。然后交给赵顼主持。一是躲在幕后，延长政治寿命，二就是富弼所言，不能谈钱，做皇帝的谈钱了，下面官吏便想办法鱼肉百姓，以多出财政为政绩，那么国家更乱。一开始解决的是冗政与冗官，是制度问题，不是讲钱，因此交给赵顼主持，矫正下面官员的印象，不让官吏投其所好，鱼肉百姓。
赵顼说道：“治平数年，父皇时常病重，不得不将政务交给两府，于是出现一些不好的弊端，产生眼下危机。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言路不畅。”
吕诲说道：“言路不畅，乃是中书欲所欲为，奸邪当朝，臣请将欧阳修贬放外州，以免再次贻害朝纲。”
邵亢站了出来，说道：“陛下，臣以为五相贬放，再追究过去的事，有违先帝圣名，国家虽有危机，当竭力解决国家弊端，不能反复再追究治平过错。”
再说下去，欧阳修有错，但迟早会攀到赵曙身上。
郑朗得到高滔滔母子重视，在永厚陵郑朗说过一段话：“陛下，两朝更替，权臣当道，陛下若稳定朝堂，必用一些东宫旧人，如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等，这些人虽无高见，但可以保证对陛下的忠心。”
数人当中，罕有能人。
可这个能人少的，大多数臣子依然是平庸的臣子。用这些人，不一定要他们有多少改革图新的作用，乃是拱卫赵顼的皇权。
还有一层隐晦的用意，郑朗上位后，必然提拨一些大臣上来。若没有这些东宫旧人在朝堂，必引起一些人说闲话。考虑得如此善解人心，再反观韩琦的逆亡顺昌，高滔滔如何不开心？
这些人当中，有的人还是赞成濮仪的，例如孙固，还有邵亢。赵顼隐隐排斥濮仪，言臣秋后算账，不好说濮仪，便说邵亢在赵曙病危时，又尝建垂帘之议，也就是让曹太后垂帘听政。邵亢自辨俺没有，但感到不妙，在王陶弹劾吴奎时，邵亢判节，攻击吴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又力撼韩琦。因此此次得以进入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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