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仍克制着怒气，找韩琦争辨，韩琦不客气地说：“彦国，你懂军事乎？”
富弼哪里懂什么军事，连战场也未上过，韩琦不管是不是郑朗提携，确实有过实打实的功劳。无言以对，默然半天，愤愤退出。
司马光气愤不平，这整胡来了，上书道，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于是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以为乡怀手，又刺充保捷指军（指乡兵），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农民不习战斗，官中又要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时过二十年陕西之民仍不复旧者。也就是宋朝大发展，可到现在陕西还没有恢复元气。
河北河东为缓军费，籍民刺为义勇，编入保丁，而不刺为正军。今议者怪陕西无义勇保丁，却不知道陕西之民三丁有一丁已编入保捷军中。三丁再有一丁编入义勇，此诏一下，百姓如何惊忧。况且陕西正军与保捷军甚多，不至于溃守，何做下如何有百害无一益之事。
连上两书不报。
一怒之下，司马光来到中书与韩琦论理。韩琦微微一笑，君实，你不懂军事，兵法道兵贵声而后实，谅祚桀骜不驯，若听到陕西骤增二十万兵，岂不感到震惊？
震惊个鬼。
司马光根本不听，而且吵架的本领，韩琦也远不是他对手，道：“兵法为什么要先声，那是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要不要我举几十个例子给你听。”
论对历史的掌握，韩琦更不是司马光对手，又道：“那只能欺骗一时，不可复用。今天我们虽增二十万兵，实不可用。不用十天，西人必知道其详细情况，会不会害怕？”
韩琦不能回答，只好悻悻地说道：“庆历时陕西乡民初刺手背，后皆刺面于充正军，何忧今天复举？况且敕牓已经张贴出去，以后不再用百姓充边防就是了。”
司马光不客气地说道：“你说的话，我根本不相信。”
韩琦道：“我在此，你尽管放心。”
司马光盯着韩琦说道：“不但我不相信，就是你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大怒，喝道：“你敢藐视我？”
两人地位悬殊很大，而且韩琦强横天下无人能及，司马光语气软了软，答道：“就算相公在此能做到，可万一他人当位于此，见相公前例故事，他们会不会照抄呢？”
你是首相，可也得讲一个理儿。
韩琦不能回答，但也不用回答，一拂衣袖离开，不理睬你了。难道你能跳上天去不成？
这一招很管用，司马光又不能揍韩琦，郁闷地回去，继续上第三奏，易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说命说，无耻过作非。康定年拣差乡弓手，原来不刺手，后到庆历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用钱财雇扫中壮捷充替，民还不怨。今天无辜一切刺手，则是十几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复为平民，百姓何时罪，朝廷害之？
不报。
第四奏上去，从唐朝讲起，再讲到庆历战争的对错，还是不报。
第五奏再上，讲河北河东义勇军，契丹入侵，用之战，可否管用？已经成了害民之举，为了其专心训练，国家每年为河东河北耗费无数物力财力。这还是训练过的义勇，况且没有训练过的农民。何忍以十余万无罪赤子，尽刺为无用之兵？
前五奏司马光写得很耐心，最后一奏终于沉不住气，胡言乱语，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为什么不听台谏的话。陛下万民之父母，万民乃是陛下赤子，岂有父母误坠其子于井说吾误矣，而不救？听台谏的话，罢此诏吧。
六篇奏折上，皆不报。
司马光一怒之下，对赵曙说道，陛下，将臣外放吧，这个知谏院俺做不好了。他是有功劳的，赵曙不准。司马光一气之下，回到家中酩酊大醉，郑氏一门，只有大苏贪酒。其他人皆不喝酒或者喝得很少。一次包拯让司马光与王安石饮酒，王安石就是不饮，司马光却小抿了一口。仅是小抿。一方面反应了两人的脾气，一方面也能看出他们平时不吃酒。
气得喝酒大醉。
富弼看得更清楚一点，自这年腊月起，开始上书辞职，一直到来年的八月，富弼一共上书二十表，要求辞去西府首相之职外放。但他不是软弱，最后一道谢表上说得很清楚。史上富弼就隐约地看到一些不好的迹象，与郑朗多次交流，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甚至比吕夷简危害更大。至少吕夷简不敢用国家来做筹码打压敌人，虽打压，该用的还是用，该不用的还是不用，例如让范仲淹主持西北。但现在官员倾轧，打击与报复已经没有了限制，不仅是人身范围的胡乱攻击，甚至不顾国家局势。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一旦形成例子，以后庙堂精力就会放在内斗，争权，清洗与陷害，报复上，甚至根本不顾国家利益。
为了使朝廷不形成党争，俺退了，希望诸位以国家为重，不要使朝堂产生更严重的分裂。诸位好自为之吧。
我不争了，韩琦，你也不用为了挤压枢密院的权利，让陕西十几万百姓受苦受罪。
富弼一退，一切走上正轨，与十六万义勇无关。韩琦说了老实话，陛下，不要担心哪，李谅祚仅是一个小狂童，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远胜于康定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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