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丁们听到他这么说，都是有些火大，不过为首的师爷却觉得犯不上为这么年轻的士子招惹是非，看对方的年纪不大，穿着又是有钱人家的模样，想必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年轻气盛的角色，当下笑着回答说道：
“朝廷多年没有拨付银子修缮漕运河道了，山东要不自己收钱筹措，恐怕这位公子也不能坐船行走。”
本以为这句话说完之后，事情也就了结，谁想到那年轻人又是开口冷然说道：
“朝廷的赋税出自田土方是正途，这运河上的船只都是士绅官宦的产业，你们恃强凌弱，强行的收取，岂不是给朝廷和地方上抹黑，还顾不顾朝廷的体面。”
这话说的大义凛然，说白了就是这赋税徭役和士绅官宦是无关的，这些大明的有产阶层，享受大明帝国给予的各项福利，成为人上之人，但却不承担一丝一毫的义务，那些应尽的义务，缴纳的赋税，却要由那些大明帝国底层来承担。
那名师爷的脸色渐渐的冷了起来，他是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在进入胶州营当差之前，他家里因为负担不起赋税已经是破产，家里人濒临饿死，可同村有功名的那几户人家，不负担任何赋税徭役，却趁着这个机会大肆的吞并土地。
进入胶州营当差之后，这名师爷被灌输到一个道理，有责任有义务，山东兵马戍守齐鲁之地，保这漕运之地的安全畅通，收取些银钱，也是理所当然的。
看那师爷的脸色冷下来，那些税丁的表情愈发的难看，站在船头的那名士子愈发觉得自己凛然无比，言辞间也愈发的慷慨激昂，大声的说道：
“不要以为横行霸道就可以肆无忌惮，最多也只能是嚣张一时，尔等不知道阉党的税监、织监在江南的遭遇，奉劝尔等，若是倒行逆施，到时候民怨沸腾，义民蜂拥，就算是后悔也要晚了。”
听到这句话，带领的税丁的师爷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弓弓身回答说道：
“不劳公子您费心，江南各处收税收不上来，主要是压不住局面，被人一冲吃了大亏，在这山东地面上，谁敢这么闹，看看岸上都要掂量掂量。”
这名师爷不阴不阳的说完，也不理会那位站在船头，自以为仗义执言的公子哥，直接领人下了船，上小艇朝着另一艘船而去，临走的时候给收过钱的船队留下了张“厘金付讫”的凭证。
那名站在船头的士子没想到自己这么一大番话，却被对方这样的反应，一时间气得脸色有些发青，顺着那师爷指着的方向看去，却看见码头上八门火炮对准了运河的方向，在码头那边还停靠着装满了士兵的兵船。
看那黑黝黝的炮口，和在阳光下反射的锋刃光芒，这士子白日里打了个寒战，再也不敢在这里激扬，灰溜溜的躲回船舱之中。
兖州军都司张江安排了两个营在这济宁码头上，大明的平民百姓在万历年之后很容易被鼓动起来，凡是征税或者是非文官办理的事情，往往会和平民百姓发生冲突，比如说天启末年在苏州那次。
魏忠贤派人去苏州抓人，激起民变，结果闹得沸沸扬扬，去年暴死的复社首领张溥还根据此事写了《五人墓碑记》。
这《五人墓碑记》对李孟来说，也是在现代时候，所知道的明朝不多的事情之一，初中时候，李孟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本来按照山东盐帮和灵山商行商议之后，认为凭借税丁就足够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变化，但李孟却下文调兵，准备用对付敌兵的态度来对付可能出现的变乱，如果真因为收取漕运厘金发生什么混乱，岸上的军队准备杀光所有作乱的人。
万历年和天启年，朝廷都是向着江南一带派出税监和矿监收取税赋，被讥刺为阉党恶政之一，与民争利的事例。
可田赋收取，压榨的狠了，就要像如今一般激起民变，流贼蜂起，何况大明自嘉靖年开始，基本上没有什么风调匀顺的年景，大明帝国的正常运转，需要赋税来支撑，农民的收成就是那么多。
那增加财政收入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收取工商税，但这些工商税要从那些手工工场和大的商行收取，这些富得流油的产业背后是谁，大多是江南士人豪族，这些人又和京师和南京以及地方上的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本身就是这些高官显贵的家人出面经营。
收一分税赋，他们就少赚一分银子，自然是满心不情愿，偏偏万历和天启都是有些主意的皇帝，轻易不会收回自己的政策。
结果下面想出来种种的方式对抗，税监和矿监在地方上收税的时候，往往受到地方官的牵制，甚至会被地方官找理由治罪，而江南苏州、杭州之地，往往是工场主和富商们在背后鼓动。
让那些工场的工人鼓噪闹事，冲击朝廷派下来收税的官员官署和驻地，让这些收税的太监在地方上无处容身。
工人们和税监以及随从发生冲突，难免会有死伤，一有死伤，那就是税监和他们手下的罪过，更是被朝野的士人攻讦。
每有地方官惩治税监和矿监，地方上的民众对抗，都被文人们美化成义举、义民，行为足以和天地同存、日月同辉，是了不得的正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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