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张的说，北宋灭亡，一半原因是被黄河玩死的。
在宋以前，从汉至唐，黄河处在长时间的‘安流期’，基本未有大规模的水患发生，黄河流域的百姓，亦享黄河之利、多于受黄河之害。
然而自宋季以来，黄河一反先前之态，从温柔的母亲河，变成了暴虐的黄龙，从建隆元年第一次决口开始，几乎一年决、甚至数年一决，以至于如果哪年黄河没有泛滥，史官必定会写下‘是年河宁’这样，充满庆幸之感的记录。
黄河每次决堤泛滥，不仅会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灾难，每次抗洪抢险，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如果能这样年复一年应付过去，也行。无非就是国家吃力点、百姓痛苦点么，反正近百年来年复一年，大家都习惯。
但要命的是，这种消极的修修补补，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在消极的凑合，等到一定程度，凑合不下去了——就会发生恐怖的改道。
宋朝是不幸的，它要为汉唐五代以来，中华民族对黄河中上游的过度破坏埋单。当今官家赵祯更是不幸，他要为开国以来的得过且过埋单。
景佑元年，京东的横陇段决口，决堤而出的洪水席卷人畜，漫过大名府地界，再折向北流，朝廷全力抢修堤坝，可仍然无济于事，只好任其改道。从此之后，中原大地上河患频生，近八十余年里，再也不得安宁……
而这只是个开始。十四年后，庆历八年六月六，一个吉利的日子。黄河又在澶州府商胡决堤，决口宽近一里，浊浪排空黄水滔天，横漫中原北部。
这两次之后，黄河彻底改道了，它的河水改向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横贯河北平原，汇入御河，再经界河入海。
这种级别的灾难，只需要再来个一两次，就可灭亡一个国家。
灾难过后，倾全国之力治理黄河，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然而围绕着‘如何去治理’这一问题，上自皇帝，下至群臣都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中。
没办法，这个号称名臣辈出的年代，经天纬地之才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每个人都坚信，只有自己的主意，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吵架开始了，各路神仙据理力争、反复互爆、吵得面红耳赤、竭斯底里，整整吵了四年，也没定下哪套方案。
改道后，黄河有四年平静期，也是治水的黄金期，便被这帮蠢材毫无意义的浪费掉了。
四年后，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用了五个月时间，才重新合拢了大堤，但前去视察的官员回报说，水道内淤泥堆积越来越厚，水面随时都有漫过堤坝，再次崩溃的危险。
官家终于失去了耐心，勒令大臣马上定下一套方案来。而这时，大宋的宰相，已经换成了文彦博和富弼，二人上任之时举国欢腾，谓之‘贤相在朝矣’。贤相就是不一样，他们从各种方案中，找出一个认为最合适的，联名上报给官家——‘河入六塔’方案，就是它了，请立即开工吧！
这一方案是由河渠司勾当公事李仲昌提出，他提议自商胡决口下凿六塔渠，引黄河东注京东故道。这样可以使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容易堵塞。尤其是一但成功之后，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有了它分洪，主河道便可安然度过洪峰，使黄河永不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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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美方案一经提出，很快压倒了之前最有希望中选的方案——前宰相、判大名府的贾昌朝提出的‘回复旧道法’，得到了官家的首肯。
于是强大的行政机器开始运转，人力物力向六塔河集结，准备一劳永逸的解决黄河水患。
就在这时，欧阳修回到了京城，得知这个计划后，顿时气炸了肺，这得是怎样的人头猪脑，才能想出来的办法？
他马上上书，痛批这个愚不可及的方案——搞清楚，各位同仁，这是要给北方第一大河减水！而承担这一光荣任务，却是不入海的一条州县级河流，一旦容积不够，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欧阳修斩钉截铁的断言，到时上游必溃！
同时，欧阳修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黄河决口、乃至改道，是因为下游壅塞，加固河堤也好、恢复河道也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真想解决问题，就把黄河入海口修好。水往东流，渠成自畅。这才是根本正路！
奏章递上去了，也登上了邸报，自然引起了全国轰动，人们期待着他再次力挽狂澜。
然而，欧阳修连上三疏，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他被无视了，范文正去后，大宋朝享誉最高的官员，就这样被赤裸裸的无视了。
在欧阳修的政治生命中，这种滋味太熟悉了，以至于他没有多少愤怒，只有满腹的悲凉……人心，真的坏掉了……
力争无果之后，一直斗志满满的欧阳修，都不禁心生消极之态，故而今天与陈恪等人的对话中，多有消沉的语意。
斜倚在胡床上，望着窗外摇曳的树影，老欧阳淡淡道：“三郎，你为何提起此事？”
“学生亲去考察过，见黄河足有二百步宽。”陈恪沉声道：“六塔河却只有四十余步，必不能容。且横陇下流自改道以来，填淤成高陆，东西堤岸或在或亡。已经完全无法胜任河道了。如果朝廷真要用六塔河方案，可以，但必须将六塔河道挖到百步以上，横陇故道也必须清淤塞、筑堤坝，但这个工程……没有十年，百万人、亿万钱，怕是做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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