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江东六郡之一的豫章郡太守——华歆就直言自己拿自己辖区内的山民势力一点办法都没有：
“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懂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都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粗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
为什么这些避难者团体敢不服从官府的命令和征召呢？那是因为这些避难者已经升级成武装集团了！这些避难团体的成员被世道逼的入则为民，出则为兵，往往还占据矿山，拥有自铸兵甲的实力，本身还能出产一定的粮食，可以利用山区险峻的地形抵抗官府的围剿。
一旦避难团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完全脱离了避难者这一身份，转而变为一股武装集团势力，能左右邻近地区的政局，而这种由避难者聚集而成的势力在三国时期非常常见，尤其是在各大山区中，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江东六郡，史书对此的描述有很多，如：
“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昊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干户别屯盖竹，同出余汗……款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黔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江东士人按照习惯，将聚集在江东六郡山区中的土人（逃难的汉民、未被汉化的百越人等）称之为山越或山民。这些武装山民常常以五万人为大渠，三万人为小渠，各渠立渠帅，像与孙策、孙权等江东强人争斗多年的太史慈、祖郎、严白虎之流都属于这一类型。
这些山民武装并不富裕，所以为了获得自己不能出产的物品，会不时率兵攻打郡县，抢劫豪强大户，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大难题，而各地官府准备派兵攻打这些山民势力时，就会在茫茫山区中丢失掉目标，因此剿匪的官兵纷纷上言：
“贼（山民）攻则群至，败则如鸟兽散。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但是，山民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一旦有强大势力下定决心清剿山民武装集团，那山民的日子就会非常难过，最终不得不向官府投降，而在如何清剿山民上，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都是一顶一的好手！
在这些割据势力中，以孙吴政权最为积极，因为孙吴占据的江东地区，在当时还是地广人稀之所，还未被完全开发，人口很少，所以为了获得土地、税赋和人口，孙吴政权开始不断的攻打山民（山越）聚落，扩大自己的地盘。
而已经在山林中过惯了不服徭役、不缴纳重税的山民们当然不愿意重新服从官府了，据《孙策传》一书中就记载，江东地区的平民非常畏惧孙吴政权，纷纷躲进山中：“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
所以孙吴政权在统治初期的一大政策就是——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山民），讨不从命。
一旦孙吴政权用武力击败山民集团后，就会将俘虏的山民强迫迁移到平地上生活，然后将其编入各个郡县的县籍为自己提供税赋和徭役，并从中挑选强壮的男子充入军队，孙吴政权将这一政策叫做“强者为兵，赢（弱）者补户”。
事实证明，这些生活在沟壑纵横，山林茂密，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山民非常适合当兵打仗，因为这些山民在钻山越岭，披荆斩棘的过程中已经锻炼了强健的体魄，并在与官兵的对抗中磨炼了武艺，所以山民中体质虚弱者甚少，民风刚烈，一旦成军，其战斗力就会暴涨！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最能打的一只军队就是由丹阳郡的山民和汉民组成的丹阳兵，其战斗力冠绝江东！据相关史料记载，孙权嗣立，先后得山越兵不下十三万人，而这些山越兵很多都来自人口仅仅只有63万的丹阳郡！
正因如此，官府对镇抚山民集团很上心，就连迁移到江东地区的各地豪强都用了很大的力气镇抚山民集团，因为这些豪强也需要部曲、佃客等附属者为自己服务（耕田、打仗等），所以镇抚山越成了孙吴政权的“一项大生意”！
并且不只有孙吴政权喜欢镇抚山越，曹魏政权也非常喜欢在北方的山区附近镇抚山民！如《三国志·吕虔传》中记载:
“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一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
因此，使用大团体避难模式的避难者就很容易吸引各个势力的注意，重新卷入战火之中的可能性很大，极有可能再次变为战争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再也不能继续过不服徭役，不纳租税，自给自足的生活了！毕竟官府为了逼迫山民团体出降，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派兵抢收山民种的粮食、破坏农田和断绝其物资来源了。
也就是说大团体人员的聚集，反而更容易让官府和朝廷迅速发现并予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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