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闹到这一步，张居正早就得不偿失了。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起初并非起自私心，至少不全是私心，还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在事情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却忘了万历还不到十六岁。十六岁，是个智商发育完全，情商基本没有的年龄。这个年纪的年青人，冲动有余而沉稳不足，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一下子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
到最后，万历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然而损失最惨重的还不是皇帝，而是他这个夺情之人，毕竟万历是为了挽留他，才和大臣发生冲突的。
张居正很清楚，事到如今，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早就想要归乡守制、远离是非了。所以在吴中行等四人被罚跪午门之后，他又第三次上疏请求皇上准他回家守制，这一次张居正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说出了，您要是不答应，我就挂冠而去的话。然而朱家血脉中的执拗因子，在万历身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他用更坚决的态度答复道：‘先生再行乞请百次，朕也不准！’这话已说绝，张居正再无回旋的余地。虽然他内心深处渴望皇上有这种坚决慰留的态度，但回到现实，他确实不能再留下了。
于是张居正第四次上疏，并将自己留下的害处，分析的十分透彻，希望皇帝看了以后，能改变主意。然而事情早就从他和群臣的冲突，转变为万历和大臣的对峙。小皇帝现在是不蒸馒头争口气，哪还管以后怎样！他让人带话给张居正道，先生就算要走，也得等此事平息以后。但现在不能走，否则朕的权威何存？
张居正彻底傻眼了，小皇帝这是在玩火啊！古人早就说过，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吴中行艾穆等人之所以甘冒奇险犯颜上书，就是因为他们牢牢的占据了道义——国朝以孝治天下，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安能号令天下？所以才会得到这么多的支持，除非把儒教取缔，把读圣贤书的人都杀了，否则怎么堵得住天下悠悠众口？
没人的时候，张居正也曾自省，这件事的处理上，他和皇帝都有失误。于自己，是一时脑热，皇帝流露出挽留之意后，又心猿意马，指望着大臣能乖乖听话。谁知道判断失误，反对的声音骤起，一下子弄巧成拙，智取变成了力斗。于皇帝，就是太过毛躁偏执，太相信皇权的威力了。殊不知，他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都被称为万岁，然而世易时移，如今的皇帝，哪里还有太祖皇帝那样的权威？
要知道，太祖皇帝之所以有无上权威，一言一行皆被视为百世不易之法典，是因为他作为开国君主创建了本朝，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同样是他一手设立的。用韩非子的说法就是，‘法术势’合一，自然可拥有无上权威，想取消宰相就取消宰相，想撤掉行省就撤掉行省，毫无约束的行事。
然而万历皇帝算什么？他不过是命好投生在皇家，侥幸成了皇位继承人。继承皇位后，固然可以得到无可动摇的正统性。这让皇帝在任何叛逆之举面前，都是道义本身。然而皇帝并不是本身就有权威的，他必须在方针大事上作出正确的决策，来树立自己的权势，除了难度要小很多之外，性质与普通大臣并无二致。
而万历在没有树立权势之前，就先想着强调自己的权势，更糟糕的是，这还不同于世庙所坚持的。国朝以孝治天下，在天下人看来，世庙坚持继统不继嗣，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所以才会有支持者加入进来，帮他打败了强大的文官集团。然而万历皇帝所坚持的，却是完全非道义的……以孝治天下，说白了，就是太祖皇帝为了后代子孙能坐稳江山，才要求天下人都做孝子忠臣的。现在万历的决定，在众臣眼里不啻于自毁长城，权威自然跌落到谷底。
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要不要再陪皇帝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恶名就得自己背着，抽身而出，皇帝就要背着个恶名。出于一名臣子的觉悟，张居正只能咬牙死挺下去，总不能把皇帝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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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苦衷无人诉说，面对着朱衡的质问，张居正只能匍匐在蒲团上，嘶声答道：“居丧之中，管不了外面的事，请朱老原谅。您德高望重，为何不自己上疏，皇上八成会答应。”
“皇上在盛怒之中，哪肯听老夫罗唣。”朱衡捻着胡须摇摇头，道：“方才已经说过，只有太岳你能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
张居正摇摇头，搪塞道：“皇上正在盛怒之中，吴中行艾穆等人冒犯的不是我，而是皇上，此情之下，我又哪能劝说皇上。”
朱衡知道张居正对这几个人恨之入骨，不肯施以投手，但目下情势，惟有他的话才可使皇上回心转意，为了救人，他只得苦苦哀求道：“太岳，皇上的盛怒，是因夺情之事引起，而夺情之事，又因你而爆发。解铃还需系铃人，若想吴中行四人得救，惟有你来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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