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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在写给内阁的信中说，俺答被俘，我大明就彻底占据心理优势，这时候再提出封贡，就不会有人认为是丧权辱国了，宜早作决断，以免纵此良机。
内阁的批复只有十六个字：‘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潜台词是，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朝廷这边有我们顶着，不必担心。
于是王崇古派出鲍崇德，与黄台吉达成协议，由黄台吉和伊克哈屯联名上书，向朝廷表示臣服……这对于几位台吉和伊克哈屯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俺答虽然建国称王，却没有因此不承认察哈尔的汗廷。既然他们还认察哈尔的大可汗为主，再承认明朝是他们的主人，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也许会有一些不舒服，不过不妨事，虽然主人换了个名字，但依然管不着他们什么，而且还有封贡开市的好处在后面，值得了。毕竟蒙古人对面子这玩意儿，实在不像汉人那么看重。
然后王崇古负责给他们一家子请封诰，双方便开启互市谈判。并约定，自即日起，宣大、三边刀兵不兴，若有人挑起边衅，则双方共诛之。打仗，有什么好处呢？虏掠的好处是部下的，不是头领的；失败的危险，却是头领的，不是部下的。那么为什么要冒极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归根结底，人的一切主张，都是替自己打算的。
明朝还允许对方派出代表探视俺答，待和谈成功后，还可派人长期服侍。为表示诚意，蒙古方面会将萧芹等白莲妖孽捕送大明，甚至可以拆毁板升，驱逐汉人南归。对于后一点，王崇古表示不必了，只要答应我们在那里设汉官管理就成……因为求贡心切，蒙古人也答应了。
因为伊克哈屯恨极了萧芹诱惑俺答对孙媳不轨，才引出这些无妄之灾，所以早就以商议如何解救大汗的由头，把萧芹等一干白莲骨干诱至库库和屯，全都绑了起来。现在送给明朝，也不过是转手之劳而已。
不过在明朝看来，这却是重大的胜利，马上将他们由大同转送北京。隆庆皇帝亲自在午门楼受俘，祭天，告太庙以后才把他们凌迟处死，最后传首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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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蒙古人上疏称臣了，把汉奸也送来了……这是近百年未有的低姿态，足以表示他们的诚意了。按说事情应该很顺利，明朝不该再为难他们了。
但正如王崇古所料，封贡议和的困难，不在鞑靼而在朝廷。正在王崇古巧妙利用俺答这张牌，想要边关消弭刀兵的时候，朝廷方面的议论却一齐发动。他们认为封贡是软弱的表现，开市更是不对的。他们记得仇鸾开马市的故事，他们要做杨继盛，坚决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他们也提起世宗最后曾经禁开马市，最后的最后，他们要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边境不至生事！
然而他们却忘去现在不是世宗肃皇帝的时代，高拱不是严嵩，王崇古不是仇鸾。至于担保百年以内，不至生事，那更是纯属扯淡，别说百年之后，就是十年之后的事情，谁能保证呢？
高拱是内阁首辅，不便表明态度，这次站出来的是张居正，这位大学士真的激动了，他写信对王崇古说：‘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嫉妒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江南既去，公需极力筹划，庶可免事后之虑耳。’
当时沈默已经离任，前线的责任都落到王崇古身上，在言官们众议纷坛的时候，崇古也感觉棘手，但是张居正代表内阁力挺，使他顶住压力，上疏言封贡八事。
内阁方面，高拱、张居正、张四维都表示赞同，高仪不反对。但朝中议论汹涌，要求诛杀俺答者不在少数，甚至有人弹劾王崇古通敌卖国，要求将他也绳之于法。
又是张居正上疏隆庆，代表内阁表明了态度，他说：‘今之议者皆谓讲和软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夫所谓和者，谓两敌相角，智丑力均，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独可谓之通贡，而不可谓之讲和也。’
意思是，汉宋那都是被人家逼得没办法，所以才叫求和，但我们现在是胜利者，对方是称臣纳款，效顺乞封的，怎么能说是求和呢？
又针对嘉靖时马市开闭的事情，说道：‘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我大明有名将精兵、枕戈待旦，其安敢欺行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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