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三代单传，所以，当我出生的时候，可以想象出来，爷爷是何等的高兴。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个传统的农民形象，中等个头，穿着黑布鞋，黑裤子，腰上缠着的是那种长长的布腰带。每天看他一丝不苟的缠腰带，我都很纳闷，为什么不用现在时兴的腰带呢？
缠好了腰带，爷爷会把他的宠物，一只鹌鹑，放进鹌鹑笼子里，再系在腰上。
说起了鹌鹑，现在即使在农村，也不大常见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农村的老人，都会养上一只，没事就拿在手里把玩。有时候，爷爷也会让我在家里玩鹌鹑，不过，要先关好门窗。
村里的鹌鹑玩家有很多，我见过他们聚在一起斗鹌鹑，就是把两只鹌鹑，放在一个圆簸箕里，挑动它们红了眼，自相残杀。当然，这个也要先关好门窗。
如果鹌鹑斗败了，爷爷会很生气，按照农村惯用的方式，回家后就把鹌鹑摔死，拿火燎了，然后给我吃……看到朝夕相处的小伙伴，突然变成了烤肉，我真的很难过，真的不想吃它的肉。但是架不住爷爷拿鹌鹑肉，在眼前诱惑，扭扭捏捏的吃了一口，唉，真香！
要知道，那个时候，平常是吃不到肉的，除非家里来了客人，才会杀上一只鸡。客人一见，还要客气客气一下，立刻去阻止，说杀什么鸡啊，随便做点饭就行了，其实，说不准心里也是很想吃辣子鸡。顺便说一句，我们当地的辣子鸡，做的比重庆辣子鸡好吃多了，所以，后来在北京下馆子，一见到重庆辣子鸡，我就不禁摇头。
等我上了学，秋天的时候，每天早上路过一片棉花地，会听见鹌鹑叫，停下脚步来细看，发现地头张着网，立刻明白：那是村里的老人躲在棉花地里学着鹌鹑叫，准备逮鹌鹑呢。于是，和我有相同经历的小伙伴们，就开始捣乱，大喊大叫，把鹌鹑给吓跑了。气得老人跳脚大骂：谁谁谁的孙子，你皮痒痒了是不？
再说爷爷。他穿的上衣，一般是黑色的，或者灰蓝色的，寻常的那种农民褂子，扣子却是布条做的，不是买来的塑料纽扣。
头上戴着褪了色的蓝帽子，里面垫着一圈报纸，等到报纸被头油腻透了，再换上新报纸。而报纸，是生产队看过不要，分给大家拿回去做鞋样子的。
坦白的说，我现在无法细致描写爷爷的脸了，只记得他是圆脸，留着短须，毕竟距离他去世，时间也过了快30年了。
我见过爷爷的身份证，上面的头像，和他本人不太像。那个年代的身份证，字都是手写的，头像简直就是拿手画的，而且画技不怎么的，仔细辨认的话，也许能够看出一两分像。
幸运的是，我到今天还记得爷爷的性格，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爱说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笑声。在这一点上，爸爸和我就差多了，我们都很内向，沉闷。
每天吃完了早饭，地里没什么活的话，爷爷就会带着我去放羊，养也不多，差不多10多头。
放羊的路线，就是沿着沟渠边的草地，让羊边走边吃。等到沟渠的草吃得差不多了，就去北河堰和东河堰，那里的地方更大，草更多。
爷爷的工作，就是左手拿着他的宠物鹌鹑，右手拿着鞭子，站在在一旁看着，不让羊群吃地里的庄稼。而我，则在草地上逮蚂蚱玩，也拿蚂蚱去喂鹌鹑。
我们那里的蚂蚱，有土色的，也有草青色的，个头都不大，偶尔才会遇到像一个小拇指那么大的，那要看运气。其实，蚂蚱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是抓住它的两条后腿，看它一挣扎，一挣扎的……现在想来，还真残忍。后来，等我到了北京，看到饭店有烤蚂蚱串，我差点把眼睛瞪掉了：这玩意能吃吗？
我们沿着河堰，赶着羊一直往南走，走到我们村子的东南方向，那里有一块五六亩大的凹地，是一片荒地，里面长满了杂树。
据村里老人说，淮海战役那会，解放军就住在我们村，兵太多了，就都睡在干涸的池塘里。战斗打响后，村里好多人都去帮着抬伤员。等到战斗结束，死掉了太多的人，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都埋在了这里。所以，我们管这片凹地，叫做乱葬岗。
从这里往南走不远，就是我大姑的村子，再往南，百米外的一条小路边，一棵桐树下，有一个小坟头。我路过的时候很惊讶，问表哥：这是谁家的坟，怎么埋在路边？
表哥说：这是一个解放军的坟，不知道他叫什么，打仗死了，村里人把他埋在了这里。
唉，多少好男儿，为了新中国，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战斗，最终牺牲在异乡，成为一抔黄土……然而，他们的父母兄弟，也许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当年幼小的我，并没有这么多感慨，只是当成故事，听听也就过去了。我还记得，我们村子东头，有一家老人，我和小伙伴割草回来，都会在他家喝水。特别的是，他家的水瓢，是用国民党军的头盔做的，头盔上还有一个弹孔，我们每次拿头盔喝水，都要用手指头堵住那个弹孔，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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