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楙本想着等过几天就让他的心腹贾军师带着他在长安的财产返回洛阳，毕竟长安的府邸有着他近五分之一的家财，怎么可能会放弃。
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殊不知就在他连夜奔回洛阳的同时，贾军师的命运也跟随着主人陷入了人生的谷底。
当日贾军师应蜀国探子刘石的邀请参加了宴会。宴会期间刘石又是一通拉拢，又是一番贿赂，最后又从贾军师那里拿到了二十匹马，总共获取了良马40匹。
就这样，贾军师再次用自己的“智谋”为自己的主人夏侯楙增加了罪名。
当刘石与贾军师还在吃着酒，享用着美食的时候，靖安司的人员破门而入，对他们采取了秘密抓捕。
与此同时，长安城里许多地点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校事校尉刘肇从洛阳赶来坐镇长安负责抓捕蜀国安插在长安城的探子，进而彻底摧毁蜀国在关中的情报系统。
当然刘肇还肩负着曹叡安排的一项使命，那就是详细调查夏侯楙在担任安西将军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行动基本很顺利，总共抓获了蜀国探子40余人，涉及到洛阳城里的更行业，有商贾，有医者，更有甚者还有城门守军。
为了这次抓捕行动，靖安司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也是借着夏侯楙之事正好刘肇做出了收网的决定。
正是刘肇的这次抓捕行动，使得蜀国没能及时掌握到关中高层的人事变化，以至于后期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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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崇华殿。
此时，曹叡正在和司空陈群、大司农司马芝、户部尚书司马孚，户部侍郎毋丘俭商议目前国内的经济工作问题。
这次的主要议题就是重铸五铢钱，废除粮帛在日常交易中的货币作用。
“陛下，臣认为此时应慎重发行五铢钱，现在我大魏与吴蜀两国战争未止，现在冒然废除百姓使用已久的粮帛作为日常交易品，我怕会引起国内的混乱。”
这时，司空陈群继续向曹叡说道：“臣记得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太祖武皇帝废除掉董卓小钱，试图重新恢复五铢钱来稳定物价，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因为当时已经长时间不铸钱，货币的数量低于商品流通量，物价严重下跌。（即从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
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三月，先帝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再次下令恢复五铢钱。不过在同年七月就废除，仅仅流通了七个月。
情况和武皇帝那次一样，货币的发行量远远不够民间百姓使用，因此反而伤害了百姓。
这也是臣担忧的第二点，那就是我们大魏铸钱的主要原料青铜的产量不足，无法铸够国内百姓所需的货币量，重现当年的情况。”
三国鼎立的雏形建立后，在战争压力下，蜀汉首先推出“直百五铢”，孙吴紧跟发行“大泉五百”。
在建安十九年，刘璋战败投降，刘备成功占领了成都。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问题在于刘备打完仗发现自己的钱袋也逐渐瘪了，已经到了无法维持军用。
这让刘备头疼不已。
这时负责财政问题的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就向刘备提议说可以铸造“直百五铢”，来平定物价。
刘巴所说的这个“直百五铢”和五铢钱一样是圆形方孔，但样式丰富。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钱面在保留了五铢钱的篆体“五铢”的情况下，还新增隶书字样的“五百”。第二，也许是为了打破沉默单调的气息，蜀国在“直百五铢”背面或刻有阳文“为”，显示资财之意；或作阴文或者吉祥、三星等文饰。
那么，刘巴监督制造的“直百五铢”的经济价值如何呢？
顾名思义，“直百五铢”就是货币的价值等于百枚五铢钱，因此蜀国发行“直百五铢”后很快就府库充实了。
蜀国也有了军资，开始北征汉中，南讨蛮夷，开始扩充地盘。
可问题是货币重量也需要纳入到货币价值的考量范围，两汉规定一铢重量为0.65克，可“直百五铢”的重量只有原来四枚五铢钱那么重，这就相当于货币贬值了二十五分之一。
蜀国的实力相对弱小，又要面对魏国、吴国两个敌手，为了保障军费，蜀国也只能频繁发行“直百五铢”。
此时的蜀国虽然拥有很多的铜矿资源，但缺乏人员进行开采，从而导致铸造的原材料有限，这就导致“直百五铢”重量常常不够，货币也不断贬值了。
最轻的“直百五铢”只有不到0.5克，比先汉的一铢还要轻，由此可见通行货币贬值之严重。
这也是诸葛亮开始像魏国一样开始使用蜀锦充当军资的原因。
与蜀国面临同样境遇的吴国也打上了铸造大钱的主意。
于是孙权开始铸造“大泉五百”。“大泉五百”外形是外圆内方，“大泉五百”字体则用古朴的篆体刻写，很有韵味。
相比蜀国尚有四枚五铢钱重量的“直百五铢”，孙吴的“大泉五百”只有两枚五铢钱那么重。所以可以说孙权铸的钱，从一开始就是在货币贬值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后来，孙权又推行了“大泉当千”，但由于这种钱虚值过高、贬值严重，也早早退出了孙吴的经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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